爱国卫生：从除四害，到病媒生物防制

 爱国卫生运动起源于20世纪五十年代初，是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卫生工作方式，是保护身体健康，移风易俗，改造新中国面貌的一种创举。

“除四害”是爱国卫生运动诞生初期的首要任务，一直以来也是爱国卫生运动的重要内容。

本文回顾了爱国卫生运动“除四害”的产生和发展，从“媒介生物综合治理（IVM）”到“媒介生物的可持续控制（SVM）”策略，对病媒生物监测防制标准、现状、发展趋势和爱国卫生运动发展等进行分析和总结。

从除四害发展到病媒生物防制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国的经济状况差，人民的温饱问题未解决，许多传染病如痢疾、伤寒等流行，严重危害了人民的健康。1952年，中央对“灭蝇、灭蚊、灭虱、清秽等工作”作出指示，全民开始参与爱国卫生运动，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次提出消灭病媒的行动。党中央肯定了这个爱国卫生运动名称并指示各级领导机构，以后统称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1955年冬，毛泽东主席起草通知说：把爱国卫生运动和“除四害”讲卫生结合起来，对防治人畜疾病，保障健康起到很好的作用。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提出要在十年或更短一些的时间内，完成消灭蝇、蚊、鼠、麻雀（先后被臭虫、蟑螂替代）的任务，使我国人民转病弱为健强，转落后为先进。鼠传播鼠疫、钩端螺旋体病等，损害粮食和农作物、危害堤坝和建筑物；蚊传播疟疾、淋巴丝虫病等；蝇传播痢疾、伤寒等疾病。消灭四害就能控制与四害相关疾病的传播和保护庄稼粮食，从而提高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水平。之后由于社会的发展，臭虫又被蟑螂取代，“四害”最终被定为“鼠、蚊、蝇、蟑螂”。爱国卫生运动70年来，各级政府组织群众积极参与以“灭鼠、灭蚊、灭蝇、灭蟑”为重点的爱国卫生运动“除四害”，尊重科学，注重实效，最后消除了疟疾、丝虫病等疾病，黑热病、钩体病等其他病媒传染病发病显著下降，国家卫生城市创建使人民生活和居住的质量显著提高。1981年，原卫健委设立了“消毒、杀虫、灭鼠专题委员会”（后改为媒介生物学及控制专题委员会），1989年，媒介生物学及控制专题委员会转型为中华预防医学会媒介生物学及控制分会，成为覆盖全国的病媒生物专业学术组织。1992年，根据“除四害”的需要，专门成立了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制协会的前身——中国鼠害与卫生虫害防制协会，管理、规范与提高全国的PCO企业，培训专业除害员，大大促进了除四害与卫生城市创建活动。2009年，全国爱卫会、卫健委印发《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管理规定》，“除四害”工作正式转变为病媒生物预防和控制工作 。

病媒生物防制

病媒生物防制主要包括病媒生物防制标准、监测与控制。在我国病媒生物控制的组织实施架构中，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为政府协调机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为技术支持部门，卫生有害生物防制协会、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服务机构（PCO），社会各界及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病媒防制。

病媒生物防制标准

1997年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为适应城乡大范围除四害工作需要而制定的一部行业标准《灭鼠、蚊、蝇、蟑螂标准》和《灭鼠、蚊、蝇、蟑螂考核鉴定办法》，鉴于病媒生物控制标准工作的发展与我国卫生标准管理规范化的需求，2006年全国病媒生物控制标准专业委员会成立，开始制定病媒生物防制技术标准。目前病媒生物防制的标准主要分为监测/检测、控制和评价三个部分，到2020年底已经有57项国家标准和9项行业标准，包含密度监测、抗药性检测、药效测定与评价、携带病原体检测、应急控制、防制操作规程、综合管理技术规范、防治技术指南、控制效果评估、风险评估等十一大类内容。随着标准的推进实施，病媒生物控制标准已广泛用于病媒生物监测、控制和评估工作中，在指导国家卫生城市创建病媒生物控制、有害生物防制服务规范化建设以及各类大型活动保障、救险救灾现场操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病媒生物监测

病媒生物监测包括病媒生物种群、密度、分布和季节消长生态学监测、抗药性以及相关病原体的监测，可以准确掌握当地病媒生物及媒介疾病的本底资料和变化趋势。

常规监测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于2005年开始建立全国病媒生物常规监测项目，首先在19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选择43个地市设置蚊虫、蝇类、鼠类和蜚蠊的密度监测点。2016年中国CDC调整完善了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91个地市的“全国病媒生物监测系统”以及覆盖全国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58个地市的“全国重要病媒生物抗药性监测系统”。2020年新冠感染疫情发生后，中国CDC在全国启动了病媒生物病原学监测项目。

综合监测

为了整合生态学、抗药性和病原学监测，探索整合机制，在多年单项监测的基础上，2009年起浙江省首先在4个监测点，针对蚊虫及蚊媒传染病、鼠及主要鼠传疾病、蜱及蜱传疾病开展综合监测研究，2016年浙江省在5个县（市、区）推广了鼠及鼠传疾病综合监测，在龙游县设立了综合监测示范基地。在常规生态学和抗药性监测的基础上，浙江省开展了蚊虫和鼠携带病原体综合监测，采集蚊虫检测乙脑、登革热、西尼罗河、黄热病和基孔肯雅病毒等；采集鼠类心肝脾肺肾等样品，同时开展钩端螺旋体、莫氏立克次体、嗜吞噬细胞无形体、巴尔通体、恙虫病东方体和汉坦病毒、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布尼亚病毒等病原体检测。

病媒生物控制

1978年陆宝麟院士提出“标本兼治而以治本为主”蚊虫综合防治概念，提出“从蚊虫和环境的整体观点出发，采用环境的、化学的、生物的、物理的以及其他手段，消灭蚊虫或把蚊虫种群控制在不足为害的水平”。1983年WHO提出IVM的定义：“应用所有适当的技术和管理方法，以经济合算的方法，取得有效的媒介生物控制”。2004年，刘起勇研究员提出了媒介生物可持续控制（SVM）的创新理念：“基于健康、经济及生态环境综合效益，开展及时、有效的病媒生物监测，对病媒生物及相关疾病做出切实地风险评估和控制规划，综合、有序地选择生态友好的控制技术和措施，始终实施监测指导下的病媒生物综合控制和管理，开展多部门合作及全民参与的协调行动，将病媒生物长期控制在不足为害的水平。”针对登革热疫情提出了布雷图指数不同分级的媒介疫害应对策略和管理模式 。2013年以后在广东、云南、福建、浙江等地的登革热暴发疫情应急控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该理念和策略已经为WHO所采纳，成为全球病媒生物控制的重要指南之一。浙江在全国率先开展了“无蚊村”、“无蝇村”、“无蚊蝇村”等农村病媒生物可持续控制探索，“2022年生态无蚊村”项目获得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等主办的“全国最佳志愿服务项目”表彰，受益农民超过16万人。2021年省政府下发了《关于高水平推进爱国卫生运动的实施意见》，全国首创开展“以灭蚊灭蝇为重点的除四害村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爱国卫生运动取得辉煌成就

70多年来，爱国卫生运动蓬勃发展、历久弥新，成效显著：一是城乡环境卫生状况明显改善。环境卫生基础设施日益完善，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据统计，我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99%，农村集中供水率和自来水普及率分别达到了89%和84%。全国339个地级以上城市的空气质量平均优良天数占比达到87%，各项环境健康指标显著提升。二是传染病防控取得了显著成效。我国于2007年消除了淋巴丝虫病，2021年6月30日通过了WHO消除疟疾认证；血吸虫病发病率逐年下降并向2030年消除目标不断迈进；有效控制了鼠疫、霍乱、新疆出血热等急性传染病，降低了伤寒等肠道传染病、登革热等虫媒传染病以及寄生虫病的传播风险。通过爱国卫生运动，特别是在非典、新冠感染疫情应对中全社会群防群控，为疫情防控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在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和灾后防疫，以及举办奥运会、世博会、杭州G20峰会等重大活动保障方面，爱国卫生运动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三是全民健康水平显著提升。通过开展广泛的健康科普活动，健康的理念和基本的技能日益深入人心，目前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37.2%，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了23.15%，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7.3岁，人均健康状况大幅改善。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其中第十三章第一节“加强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整治”要求实施以环境治理为主的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策略；第二节“建设健康城市和健康村镇”提出了“把健康城市和健康村镇建设作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抓手”，要求：“到2030年，建成一批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的示范市和示范村镇”，爱国卫生运动成为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

新冠疫情后爱国卫生运动增添新活力，助力健康中国行动

尽管爱国卫生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进入新时代，仍然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我们不但面临登革热等病媒生物传染病日趋严峻的防控形势。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和充分发挥爱国卫生运动的独特作用。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爱国卫生运动，指出爱国卫生运动是我们党把群众路线运用于卫生防病工作的成功实践。尤其是新冠感染疫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爱国卫生运动，强调要总结新冠感染疫情防控工作经验，坚持预防为主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加强公共卫生队伍和基层防控能力建设，推动医防结合，真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把爱国卫生运动作为疾病预防控制、保护人民身体健康的重要手段，丰富爱国卫生工作内涵，创新方式方法，推动从环境卫生治理向全面社会健康管理转变，解决好关系人民健康的全局性、长期性问题。

          巍山县卫生健康局

           2024年2月18日